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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書瀚
來源:   編輯: 卞鐸   2016-12-14 00:00

  人物介紹:

  劉書瀚,男,生于1954年9月,天津市人,中共黨員,天津商業大學校長,日本國經濟學博士,教授,天津商業大學產業經濟學重點建設學科帶頭人,博士生導師。多年從事經濟學、服務經濟、國際貿易等領域研究工作,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及規劃課題。在重要學術刊物發表論文30余篇,榮獲天津市社科優秀成果一、二等獎多項,在經濟學界特別是服務經濟研究領域產生了重要影響。

  奮斗之旅與奉獻之歌

  劉書瀚是文革后恢復高考的第二屆大學生。中國改革開放后,在中日青年友好交流活動中,被派日本學習訪問一年,是中國國門打開后,較早睜開眼看世界的年輕人。轉年,自費去日本留學,在日本邊打工邊讀書,拿下大阪市立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后,毅然回國,投身到天津商業學院的管理與建設之中。先后歷任天津商學院副校長,校長;商學院更名天津商業大學后,任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他還是市人大代表;美同學會?中國留學人員聯誼會副會長;中國工業經濟學會副會長;天津市經濟學會副會長;天津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副主席;天津市僑聯副主席;天津市外國經濟研究會副會長;天津市日本經濟研究會副會長。以上這些身份與職務猶如一道道光環,在春秋鼎盛的劉書瀚頭上熠熠生輝。

  筆者問他,如果非讓您在以上眾多身份中選項,您會最重視哪個?

  “大學校長。”劉書瀚幾乎不假思索。

  “為什么?”筆者追問。

  劉書瀚略加沉思后,回答道:“眾多的社會職務,如同一個人的附加值,其體現也是此人的在本職以外的兼具作用。于我來說,最實質性的就是教授和校長這兩個崗位。在國外大學教授是蠻神圣的職業,教書育人,著書立說。大學校長負責一所大學的發展方向,科學建設,人才培養等等,既是決策者,也是引領者,更是第一執行人,而這所有的努力,猶如在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動力,它包括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到這里,劉校長抬起雙臂做了個懷抱的姿勢,然后繼續說:“試想,若把這個科學研究的平臺和人才培養程序設定得精準,那么,大批次產出符合社會需求的科研成果和高水平人才,直接作用于社會各領域發展。大學校長就是那個設定程序的人。”

  如此深入淺出地將大學與人才、與社會的關系詮釋清楚,不能不讓人欽佩。這個設定天津商業大學建設程序的人,該是經過怎樣的訓練、磨礪和鍛造呢?面對這樣的問題,劉書瀚校長目光深遠,他在回首自己大半生走過來的那條艱辛之路……

  出國留學是為增長見識和才干,終極目的是為效力祖國,縮短我國與發達國家間的距離

  我是七一屆的初中生,畢業時文革還沒結束。因姐姐上山下鄉了,所以,按政策我鐵定留城,可當時我們這屆初中生已有高中的名額了,這使從小就成績優秀的我在到底是參加工作,還是繼續讀高中之間糾結了好一陣子,最后,在全家的壓力下,我還是乖乖地工作了,原因很簡單,如果不這樣的話,就枉費了姐姐為我做出的“犧牲”,要知道,那種犧牲是以青春為代價。還好,我被分配到天津市赫赫有名的中國照相館工作,在那樣的年代,在人們眼里,那是份干凈體面的事由。17歲的我,蠻珍惜自己的工作,認真地學,踏實地干,沒多久,便被調到公司團委。共青團是黨的后備力量,團的工作朝氣蓬勃,是最能貼緊形勢的部門,所以,當國家恢復高考后,我首當其沖地參加了高考,隨后,當仁不讓地邁入津財經大學校門。應當承認,我骨子里是那種好學上進的人,那時,十年動亂剛剛結束,國家百廢待興,自己作為一個熱血青年,覺得如不上大學,何談報國?更無前途可言。

  或許是自己在大學期間表現尚可,抑或我還有搞過共青團工作的基礎,大學畢業后,我被留在校團委工作。當時,團中央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成為推進中國青年投身改革開放擴大對外交流的活躍力量,而走向世界的第一站應該就是日本。1987年9月,當時身為天津財經學院團委書記的我,有幸作為中國青年代表團成員(即著名的中日青年交流百人團)成員訪問日本。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我們那批團干部,真是天之驕子,個個精神抖擻、意氣風發地踏上了赴日本國之路,可達到那里后心情便復雜多了:那才叫睜開眼看世界,瞪大眼看世界的發達國家,當我第一次感受遍布日本的高速路和高架橋,第一次見到東京那座現代大都市的不夜城景觀;第一次體驗日本商社自由運用網絡進行電子商務;第一次置身那里巨無霸的超市;第一次敲打筆記本電腦上的鍵盤……那感覺有震撼,有驚奇,有受到震驚后的興奮,但是,更多的是興奮過后的落差感,還有知道這種巨大落差后的緊迫感。要知道,我們是代表中國青年去的,我們有責任帶領中國的年輕人盡快縮短我們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差距,盡快讓我們的祖國繁榮強盛起來!也就是這次訪問,暫短的訪問是我下決心將現在的工作告一段落,走出去,嘗試新體驗,進行新積累。而后也是通過團中央,作為研修生,在東京日本橋,這個能夠摸到世界經濟脈搏跳動的地方---日本金融證券中心學習了一年。

  回國后,我被調到學院科研處工作。一晃一個寒暑過去了,我意識到自己已過而立之年,繼續赴日深造,時不待我!可因我非一線教師,這次的赴日留學,不可公費。怎么辦?如同我參加高考時,面臨是繼續捧住鐵飯碗,還是以初中基礎跟應屆高中生拼一把的抉擇一般,今天我要選擇的是穩穩當當地留在器重自己的母校工作,還是東渡日本重新拼打?我要感謝我的血液里有為了信念義無反顧的基因;我還要感謝全力支持我的家人們,我那日漸年老體衰的父母,我那沒返程幾年,又得替我在雙親面前盡孝的哥姐。就這樣,我毅然決然地再度返回日本,去繼續我并未真正開始的學業,去追尋我那“學得文武藝,報效家鄉歸”的夢想!

  1992年5月,我和妻子一起同赴日,我先在神戶商科大學讀了經濟學碩士,然后到大阪市立大學繼續深造,待到我正式拿到大阪市立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之際,已經是1999年的春季。整整七年,在求學的道路上,因年齡關系很難得到高額獎學金,因此我像個頑強的馬拉松隊員,邊兼職打工,積攢著下一個學年的學費,邊復習著上個學期乃至上個學年的功課,待攢足下個學期或學年的學費后,再回到學校繼續尚未完成的學業。在即將獲得博士學位之際,導師推薦我到京都大學做兼職教師,主張我在獲得日本國教齡的前提下作為教授在日本的大學工作。但我經認真考慮、還是一人決定回國了。多數中日朋友都不解地問:“難道在這里的大學教書還不夠好?”我笑著點頭說“在發達國家當教授當然好,汽車洋房是馬上的事,但我希望的人生價值的實現是另一種方式……”

  此時,我們夫婦聽到的只有家鄉領導的呼喚:“書瀚,你們回來吧,家鄉的高等教育事業有你們的用武之地,待你有番作為!”這是祖國的召喚,是家鄉的期待,我劉書瀚東渡日本,苦讀七載,不就是為了這一天嗎?!發達國家安逸的生活,改變不了我海外留學的初衷;日本大學的優厚待遇,撼動不了我一心一意回歸報國的意志!1999年6月,我飛回祖國,飛回天津。市教委領導同志見我面后,便實實在在地交了任務:“書瀚,你要把你在外邊學到的好東西,統統用在大學的教育與管理上,你們要把積存了多年的能量,全部釋放出來!”

  構建與國際接軌、適應改革開放形勢、服務津城建設與發展的商業大學,是我使命和價值所在

  我是1999年6月回國的。說來,真是由衷地感謝天津市教委的領導們,用他們的話說是“用才心切,時不待我”,在上級有關部門安排下,我經過在南開大學暫短的教書生涯之后,經組織安排任天津商學院任副院長,一年半后,我就被扶上院長兼黨委副書記的崗位。

  天津商學院是一所1980年建校的年輕大學,他活力四射充滿生機。迄今為止,做過了一個勇敢嘗試快速發展的歷程。而今20多歲了,成年了,要像個大人,要進一步立業。我提出:總結經驗,繼往開來,整肅形象,營造環境。于是以推進“嚴謹、高效、親情、公正”的干部作風為切入點實施了機關的開放式辦公。以尊重教師尊重知識為出發點的整合資源行動,率先為教授們提供了獨立的研究室。

  學科建設是一所大學教育生產力水平的體現,是大學的“一把手工程”,也是我擔任院長后首先要面對的任務。在日本留學多年的我,深知學科建設對一所大學的重要性,因此,在引進人才,遴選重點學科和學術帶頭人以及創立學科建設獎勵政策的工作上,我都強力推進,在學科建設中,提出并組織實施重點發展戰略。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和發揮差異性優勢的原則,著力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通過重點學科創品牌把學校做強。奮斗目標在前,領導班子團結一心,全體教職員工共同努力,在建設有特色的高水平商業大學的路上,我校取了一個又一個勝利果實,學校學科建設水平和辦學綜合實力有了顯著的提高,實現了新跨躍,幾年來,學校承擔省部級以上科研立項200多項;承擔省部級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和專項近200項,省部級自然科學基金和專項20余項。幾年來,獲得省部級以上科研成果獎勵29項。食品生物技術實驗室、制冷及低溫工程實驗室先后被認定為天津市重點實驗室,管理創新與評價研究中心被認定為天津市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冷凍冷藏技術研究中心獲批為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學校國際教育政策研究所被認定為天津市教育委員會國際教育政策研究基地。制冷及低溫工程、應用經濟學、農產品加工及貯藏、工商管理、民商法學5個學科被認定為天津市重點學科。2007年為天津商業大學。軟實力到硬實力的一趟追趕,一場搏擊,一次騰躍:從“學院”到“大學”,是學校在建設高水平大學的進程中,邁出的堅實的一步。幾年來,學校土地擴大兩倍;建筑物增加一倍;高層人才增加十倍;科研經費提高兩倍;中外合作辦學成為一面旗幟;人才培養成果獲得社會的廣泛認可和教育主管部門的充分肯定。這一項項的改革與業績,是我帶領全校干部和教職員工拼出來的,是集團智慧和奮斗的結果,當然,其中也浸透著我的心血,2003年4月,我榮獲天津市勞動模范稱號;2005年,我被評為留學回國人員有突出貢獻的優秀人士。

  在學校的建設發展中,我致力于以開放的態度和觀念,向國內外成功大學的辦學理念、發展道路和管理方式學習,強力推進“三個積極引進”即積極引進優質教育品牌,積極引進高水平人力資源和積極引進先進管理方式用國際化的教育資源來培養國際化的人才。如,幾年來我校與美國、日本、澳大利亞、俄羅斯、烏克蘭都進行了不同方式的合作辦學,特別是與美國佛羅里達國際大學酒店管理專業合作共同培養酒店管理人才這條路,我是親歷親為、直接規劃和開通的。這個項目從一開始就與業界建立了密切關系,保證學生的實踐能力培養和實習就業創新了人才培養模式,使得我們的畢業生幾年來始終“供不應求”,就業人數與工作機會之比,達到了1:3.。相當多的畢業生就業于國際知名企業,有廣闊的發展空間。我深信,他們之中的很多人將會成為酒店行業的管理精英。。在中外合作辦學的實踐中,創造了一個在全國教育界得到一致認可的成功模式:TUC-FIU項目的成功探索,堅定了我們走好國際化辦學之路的信心。學校的國際化進程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我們在不斷提高合作辦學質量的基礎上,以合作辦學的成果,推助學校人才培養機制的改革和人才培養模式的創新,從而輻射和帶動非合作專業的內涵發展,使中外合作辦學成果惠及更多學生。

  辦學特色是大學生存和發展的生命線,是學校的核心競爭力。我提出天津商業大學的發展思路是“先做大再做強”,具體的意思是:以特色辦學保質量把學校做大,以重點學科創品牌把學校做強。在特色人才培養上,我們根據自身資源狀況,實事求是地進行人才培養規格的定位。在認真審視辦學傳統、社會需求和國外商科院校的成功經驗的基礎上,把握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對人才的多樣化需求,特別是天津建設北方經濟中心的定位對現代服務業人才的需求,提出了“培養商學素養與專業能力結合,知識學習與實踐能力并重,誠信做人與創新精神兼備的復合型創業型應用人才”的人才培養目標。為實現這個目標,在人才培養上,大膽創新,對原有專業教育模式進行了改革。包括著力推進圍繞現代服務業的特色專業群建設,著力推進了按學科大類招生、自由選擇專業的改革;著力推進創建資源性課程,為學生選修、修專業提供條件;著力推進建立創新創業教育的經過十余年的不懈努力,天津商業大學逐漸形成了具有鮮明商科大學特點的人才培養特色。

  組織推動教育教學改革,為地方經濟培養急需人才的同時,我還積極發揮自身的專業優勢,在用專業眼光和學識盡心竭力為天津經濟服務方面,我倡導或并要求津商業大學的師生們要觀念先行,點子先行,思路先行,舉措先行。當然,身為校長的更需率先垂范,做出榜樣。比如,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新的戰略部署后,我以經濟學學者的學識和專業視角,認真思考、理性分析。2013年,我提出《構建開放性經濟體制是天津建設北方經濟中心的必由之路》的建議,文中就構建天津開放經濟體系闡明三個觀點:一是積極申辦自由貿易區,打造開放經濟新天地;二是強化天津港口功能,形成區域優勢;三是在自由貿易區的法制環境建設方面,走在全國前列。今年以來,市委市政府號召推動萬企轉型升級之際,我提出《實施產業“鏈式創新”促進萬企轉型升級》的觀點,具體建議是靠技術生力軍嵌入并逐步攀登全球產業價值鏈實現產業集聚和優化升級;靠引進和研發高端技術序列,建立天津產業價值鏈,形成區域經濟新的經濟增長點。同時我還提出打造跨地區國家產業價值鏈,創新京津冀經濟轉型新模式的建議。這些著眼著力促進天津經濟發展的意見和建議,不單是我履行市人大代表職責的言行,在商業大學師生的眼里,更是一種導向,目前,為濱海新區加速發展、為津城經濟社會發展凝心聚智,獻計出力,在天津商業大學已蔚然成風。

  滿負荷地學習工作,最大程度地釋放自己的能量,爭做學術上的“領頭羊”或許是因為自己學成歸國之時,早已過了而立之年的緣故,這些年來,我的潛意識里,始終有種緊迫感,這種緊迫感,讓我惜時如金,滿負荷的學習工作,最大程度地釋放自己的能量,要求自己兩手抓,兩手硬:既要在學校的教學與管理上有成效,又要在自己的科研領域,有番建樹,收獲成果。

  統而言之,十幾年來,我在學術上關注和著力點主要集中在關于中國加入WTO問題;濱海新區發展戰略問題;現代服務業發展方向及政策和企業自主創新幾個方面。如果按時間的線索來搜尋的話,可以看出我的學術研究和立論與我辦校的宗旨基本吻合,那就是緊密結合國家、地區經濟發展戰略、大勢及需求,來確定自己的科研課題。

  首先是在我們國家入世問題上,我以一個經濟學子的敏感,在日本求學期間,就將內心的密切關注變為具體行動:從1992年到回國前夕,我先后在世界經濟評論、中國研究月報及大阪市論文集錦中發表了《關于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經濟國際化的幾點政策性建議》;《中國的WTO加盟及其影響》;《中國改革開放進展與WTO加盟》;《向國際化和市場化過程中的中國企業》;《中國加入WTO談判的長期化》《邁向國際化和市場化過程中的中國企業》等文章。如果說在國外寫的這些文章,主要側重中國加入WTO對國際化市場的積極影響論述的話,那么,我回國后,即在1999年至2001年三年間,所發表的《中國的WTO加盟及其對汽車行業的影響》;《關于中國加入WTO問題》;《中國加入WTO后給產業帶來的機遇和挑戰》;《中國加入WTO后給相關產業帶來的機遇和挑戰》等多篇論文,則緊扣住中國入世后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對重點產業和熱點行業的前景作了相關分析和描述,此種專業分析之目的顯而易見,就是要引導國人和我們的企業具有國際視野,在機遇和挑戰并存之際,或揚長避短,或蓄勢待發,克服困難,應對挑戰,贏得市場。

  2007年,加快天津濱海新區發展被納入國家總體發展戰略,這對家鄉天津經濟發展無疑是個極大的利好消息!早在2002年,我就撰寫了《加快天津濱海新區第三產業發展策略研究》一文,希望在濱海新區建設中,務必重視第三產業體系的建設、完善與發展,這樣才能逆轉白天繁華,夜晚空城的狀況;2008年,我發表《空客A320落戶天津對生產者服務業的影響分析》一文,詮釋的仍是振興濱海服務業的觀念。我之所以在多篇論文反復闡述發展服務業這個命題,完全是借鑒發達國家的產業模式,對照我國的城市布局和產業布局,我認為我國服務業這塊蛋糕一旦成熟完美,非但便民利民,其利潤的可觀絕不亞于一個地區的支柱產業。

  本著一名經濟學者的職責,我系統研究了“新熊彼特”經濟學理論,針對時下現代化大都市服務業相對滯后的現實,首當其沖地揭示了近年來我國服務經濟理論與應用問題,進入21世紀以來,我將自己主要精力放在《我國第三產業對就業的績效評價》、《天津服務業競爭力的指標體系分析》、《論服務創新與我國自主創新戰略的推動作用》、《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發達國家服務創新政策的演變及其啟示》、《略論天津現代服務業發展方向與產業結構優化》的研究與撰寫上,在成為為現代服務業吶喊人的同時,也經濟學界視為助推現代服務業加快發展的領軍人。

  (英)貝弗里奇說:“聰明的資質、內在的干勁、勤奮的工作和堅忍不撥的精神,這些都是科學研究成功所需要的其他條件。”對此,我深信不疑。這些品質都是成就一個人事業不可或缺的條件和因素,但是唯有一點是最為重要,那就是一名經濟學者報國為民的良知,這才是催生以上品質的內在力量!正是出于這種報國為民的良知,我二十年如一日地在產業經濟學、現代服務業、技術創新管理、區域發展戰略與政策、科技管理與政策研究領域艱辛跋涉,發表學術論文50余篇、出版專著論著譯著共20余部,主持國家級省部級研究課題20余項,并多次參加國家和天津市經濟社會發展咨詢活動。獲天津市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兩項、教學成果一等獎兩項。

  勇于承擔社會責任,在黨和國家的統戰大格局中發揮作用,為建設美好津城多做奉獻

  我常想,自己若不是趕上改革開放的好時代,怎會邁出國門留學海外?又怎會學成即歸,有一片施展拳腳的天地?中華傳統文化講求“滴水之恩,涌泉相報”,而我要回報的已遠超出“知遇之恩”的范疇,而是一個海外赤子對黨和國家始終的關愛、全力的支持的滿心感念和無限深情!

  或許是由于我作為一名海歸人士,學成歸鄉,教書、做學問、擔任大學校長頗具代表性的經歷,還有上級領導對我工作的肯定和鼓勵,多年來,各級黨政部門給予我諸多社會職務,如:推選我當天津市人大代表;讓我兼任天津市僑聯副主席;歐美同學會?中國留學人員聯誼會副會長。在社科領域,我還擔任中國工業經濟學會副會長,天津市經濟學會副會長,天津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副主席、天津市外國經濟研究會副會長等職務。無疑,如此多的社會工作也是需要付出一定的時間和精力,去承擔,去完成。為此,我妻子比較理解我日程安排細化到以小時計算,我的論文多在清凈的晚間完成,說不疲憊那是假話。每當這時,我總會想到魯迅的那句名言勉勵自己:在生活的道理上,將血一滴滴地滴過去,以飼別人,雖自覺漸漸瘦弱,也以為快活。

  在眾多社會職務中,我十分重視市人大代表的這一政治安排。這些年來,我以人大組織為政治舞臺,充分發揮人大代表參政議政作用,先后撰寫和上交過許多議案,近年的議案,涉及我校師生出行安全的議案有《京津兩地汽車通行互不受限》和《解決商業大學東門高架橋下交通擁堵問題》等,涉及濱海新區和天津經濟發展的議案有《構建開放性經濟體制是天津建設北方經濟中心的必由之路》、《實施產業“鏈式創新”促進萬企轉型升級》和《打造跨地區國家產業價值鏈,創新京津冀經濟轉型新模式》等,在履行人大代表職責的過程中,我也更加贊同我們國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人大代表的意見建議全部來自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黨和政府正是通過人大、政協這樣的渠道廣泛征求涉及國計民生的建設性意見,這如同海納百川,比之西方所謂的議會制度,應該說我們“兩會”組織更民主,更穩健。

  作為市僑聯副主席、天津歐美同學會和市留學人員聯誼會副會長,我深知這是市委統戰部對我莫大的信任,更深知自己應在黨的統戰大格局中的位置與作用:我抓住每次出國學訪、探親及外事接待的機會,不失時機地向海外的同學、親友宣傳祖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天翻地覆的變化,宣傳黨和政府對華僑和海外留學人員的優惠政策;在我的支持和策劃下,天津商業大學招聘留學人員任教和領銜科研項目工作有聲有色;我還珍惜每年度歐美同學會天津留學生聯誼會的活動策劃和主持工作,借助這些載體,為黨和政府團結凝聚廣大天津籍回國的或尚未歸國的海外赤子,為天津經濟社會發展獻計出力,做出奉獻!2004年,我獲得天津市優秀留學人員稱號。

  回顧自己二十余年來,從自費赴日留學,到學成后義無反顧回國效力,且有所作為,有所成就的歷程,雖歷經艱難困苦,拼搏奮爭,但總覺得有此經歷非常值得,因為自己沒有辜負身處的偉大時代;沒辜負培養的自己母校和養育自己的家鄉;更沒有辜負自己熱愛的祖國!我一直欣賞和謹記李四光先生一句話,她既是我的座右銘,也是我的發自心底的呼喊:我是炎黃子孫,理所當然地要把學到的知識全部奉獻給我親愛的祖國。

  劉書瀚口述張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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